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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渡北归读书报告:何谓“大师”

时间:2016-12-09 编辑:pp958

  南渡北归读书报告:何谓“大师”

  文/谢恬[江苏省苏州中学“伟长计划2011”]

  一

  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”

  ——张载

  刚看完《南渡》的时候,心里是满满的惋惜和钦佩。我一直困惑着,怎样的一群人,才能被作者称为“后无来者”的大师?

  所谓大师,我想,可以用北宋大儒张横渠的一句话来概括: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”

  刚刚走出封建社会的中国还很闭塞、落后,在那样一个时代里,传统的中国人,骨子里还是注重功名的,但是偏偏有逆天下人所好、离经叛道的人。梁启超就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。梁启超不光自己在中国宣传新思想,把先进的文化带回中国,更让自己的子女踏上了治学之路,并且净捡荆棘密布、无人问津的路来走。中国人没有搞建筑的,他就让梁思成去美国读建筑。中国冷僻的考古事业没有科学的方法,他就让梁思永去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。中国缺少将才,他就让梁思忠走上了军事道路。“天地无心,以生物为心”,中国人民没有受过现代科学的洗礼教化,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把现代科学带进了国门。梁思成等人的不凡成就,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们伟大的父亲,而中国普通百姓从蒙昧中的渐渐觉醒,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像梁启超一样不计私利、只为改变祖国现状的大师。他们携着新技术、新知识、新思想,漂洋过海,终是砸开了愚昧落后的大门。这可谓“为天地立心”了。

  “立命”之说来自孟子。《孟子·尽心上》有云:“尽其心者,知其性也。知其性,则知天矣。存其心,养其性,所以事天也。妖寿不贰,修身以俟之,所以立命也。”自己做到修身养性以奉天命,或许并非难事。而大师与平常人的区别就是他们是“为生民”而“立命”。被称作“三百年来一大师”的陈寅恪先生和他的夫人最令我感动。艰难困苦的逃生路上,他的夫人“悄悄叮嘱女儿:‘王妈妈和我们奔波半年,过旧历年总要让她多吃几块肉。”’想要为天下百姓谋福祉,首先就应对身边的人有发自肺腑的关怀。陈寅恪先生毕生心力都投入在中国史学上,就连逃命都不忘提着书箱。傅斯年邀他去史语所就职,可是他却舍不下在清华教书育人的位子。他的右眼视网膜脱落,迫于时局无法医治,可他依然不放弃他的教授职业。书里这样写道:“此时他的右眼视网膜脱落,仅剩左眼视力勉强看书授课。陈氏仍像当年在清华园一样,每次上课都用一块花布或黑布,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,至时满头是汗,却从不迟到。”他把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传递给了千千万万的学生。“为生民立命”恰是陈寅恪先生人格的写照。

  张横渠所谓“绝学”指的是儒学,在此就让“绝学”扩充一下范围,暂代所有的学问。如果将“继”简单地理解为继承,那么这个人必定不会是个大师。一个真正的大师,必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,看得更远。不管是董作宾的“五期断代说”,还是老金的符号逻辑,都已经超越前人,令人赞叹了。但在这众多大师学者中,我最钦佩的还是蔡元培先生。蔡元培曾在北大说过这样一段话:“各国大学,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,文学、美学之理想派与写实派,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,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,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,常樊然并峙于其中,此思想自由之通则,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。”蔡先生毕生追求着他的理想。他鼓励胡适之、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宣讲新文学,也不排斥辜鸿铭、陈汉章这样的守旧派,这种学术的“自由”之风,不正是在继承的基础上,更进一步地结合时代背景加以发展吗?能达到如此程度的学术自由,我想是当下很多高等院校所难以企及的吧。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“既往圣之绝学”的很好的例子吧,而且,这里的“学”可谓包罗万象,“继”也绝不仅是继承弘扬这么简单。

  张载将“为万世开太平”放在最后,或许是以此为四者中最高境界。日寇的铁蹄踏上了中华大地,中国成百上千的学者、学生踏上了南迁之路。同是南渡,但各人的表现确实迥然有异。在书里,我们看到有爱慕虚荣的女同学,逃亡途中还不忘装扮一番,我们也看到了像闻一多一样坚决主战,甚至有点儿狂热的“愤青”,更有如陈寅恪、吴宓一般沉着冷静,参看时局之人。但是无一例外,作者所说的大师,都是为国奉献,渴望“万世开太平”的仁人志士。抗战期间,傅斯年曾一度担任国家要职,在逃亡路上呕心沥血。1939年1月20日,他为爱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,题记日:“小宝第二个生日,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。爸爸在南京看空袭。生下来三年,走了一万多里路了。”一席话读来不免令人唏嘘。傅斯年舍弃个人安危,甚至顾不上出生不久的孩子,但是却不曾放下自己的责任和事业。董作宾、李济等史语所的专家,为了不让出土的文物损毁,更是想尽办法运输转移。更不用提北归后的闻一多了,用一颗穿过头颅的子弹,咆哮出对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爱!这些为万民开太平之人,才称得上真正的大师。我突然想起在书里读到的这样一段话:“在这风雨之秋,一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,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,此人必不应退却,必不应退缩,只有鼓起勇气,坚韧前进。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,但我们相信,不久就要天明风定。”

  二

  “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,实际上,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”

  ——马克思 恩格斯

  本书的封面有一行极其醒目的宋体字:“大师远去,再无大师。”我想了很久,作者的这一席话究竟有何意味。我觉得先有必要探讨一个算是老生常谈的问题:是时代塑造大师,还是大师铸就时代。

  最大、最不可忽略的背景就是上个世纪上半叶持续不断的动乱和征战。辛亥革命前后,国家科技落后,人民愚昧麻木,那些留过洋的青年,在见证了他国的强盛和我国的贫弱之后,有了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,希望能够把西方的一套搬到中国来。自然,这种渴望不会终止于物质,为了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,对民主政治的渴求也在人群中爆发。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是纷繁复杂的,有守旧派,有革新派,有想做回皇帝的,也有呼吁民主共和的,军阀割据的现象极为严重,外国势力也颇为猖獗。社会上没有一股可以强大到独霸天下的力量,各个利益集团互相制约。这似乎有点儿像我国历史上孕育了“百家争鸣”局面的春秋战国时期。或许正是因为当时社会动荡、复杂,对任何思想没有过多的压制,也无从压制,这就促成了当时人们在思想上的极大自由,从而为一批大师崭露头角营造了合适的土壤。如果说辛亥革命前后这段时间是一个大师萌芽的阶段,那么抗战时期的民族存亡危机,则直接催生了大师的生长。中国军队军备落后,面对强大日军无可奈何,这让每个中国人深深忧虑。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踏上留学之路,他们不只是为自己而学,更是为让祖国强大而学。当他们背负上了国家的荣辱,就有了鞭策自己的强大动力。曾昭燏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就曾透露过自己的心境,她说祖国缺什么,她就学什么,不再学别人学过的,以免浪费资源。

  任继愈先生在谈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,曾列举董作宾的成才事例,他说:“一个学者的成功,个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,但是人在社会里,都是社会里的一个成员,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,你总是拗不过这个社会的大潮。只有在这个大潮里面,你个人的作用才有可能显现出来。”对此我深以为然。

  书里还有一个细节吸引了我的注意。蔡元培、梅贻琦等校长在招聘教师时,并不唯学历。傅斯年等人在外攻读多年,可谓学贯中西,但也不曾获个什么博士学位,这些人是纯粹的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。而反观当今社会,“功利”已经成为几乎一切活动的目的。读大学,是为了找个能赚大钱的好工作;运动员拼了命地训练,只是为了换一块对得起谁的金牌;医生不再救死扶伤,而是为了提成乱开药物……很多东西都变了味。社会风气的浮躁,让很多人失去了专注做学问的耐心。当下极端功利的社会风气,在很大程度上抑制、阻碍了大师的产生。作为当下社会的一员,我觉得有必要深刻反省:我是否也在这功利的世界里变得浮躁不已呢?

  记得在卞敏方的文章里见过这样一句话:“先觉者总是超前的,超前者总是孤独的,孤独者总是忧郁的,在忧郁中抉择,在期待中觅路前行,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。”

  一句提示

  文章两部分开合有度。

  从张横渠“立心”“立命”谈起,揭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与精神来源,这就把握了问题的根本。

  文末上升到“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”,结得好!

  (张永刚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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